定调法治经济 加速立法反腐
提出保护产权、维护契约，编纂民法典；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，贿赂犯罪对象不仅限于财物
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下称《决定》)昨日发布，多名不同界别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，这可能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决定。
新华社昨日刊发的署名习近平的文章“关于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的说明”(下称“说明”)指出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，落实这个顶层设计，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上是一致和延续的。本报由此梳理发现，《决定》回应了许多社会关注的根本性问题，包括定调法治经济，提出编纂民法典，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等。
法治经济
《决定》提出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。
习近平在说明中提到，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，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，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。
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昨日告诉记者，过去认为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型，是县域和地域竞争在推动经济增长。但在法学界看来，制度松绑和市场力量的释放才是最大最起始的动因。“过去是人治束缚了经济的增长和进步。这36年(1978年以来)是经历了人治逐步向法治过渡的过程，新的制度在建立，在推进中国的一些改革。”
李曙光认为，本次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是开启了法治的新里程。他分析称，中国法治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。1978~1993年可以看作一个阶段，这一阶段是在理念上确认旧的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；1993~2004年可以看作“确立市场经济制度，开始政策和法治并举”的阶段；而2004~2014年间，法治开始加快，并且修改了宪法，人们理念上发生很大变化。
“从四中全会开始又可以看作一个新的阶段，用一次全会讨论法治，意味着将从部分松绑，推进到全面依靠依法治国来推进经济和改革。”
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方面，《决定》提出了几个重要方向，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必须以保护产权、维护契约、统一市场、平等交换、公平竞争、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、研究员刘培林对本报表示，从经济角度看，依法治国的最大意义在于有效地克服包括政府、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各类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，使得各类主体都变得更加“靠谱”起来。“靠谱”，意味着投资时，和别人签合同谈合作时，只需要考虑经济风险，而不需要考虑非经济的人为风险因素。
《决定》提出，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，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，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。
有相关学者昨日对本报表示，产权制度是现代制度的核心，是激发企业活力最根本的保障。
此外，《决定》还进一步提出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，加强对国有、集体资产所有权、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。国家保护企业以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企业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；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；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。
《决定》还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，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、投资管理、土地管理、能源和矿产资源、农业、财政税收、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，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、公平交易、平等使用。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、市场监管，反对垄断，促进合理竞争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
李曙光认为，要形成完备的法治体系，立法机构要加强立法的立、改、废、释。在这四个方面，《决定》基本都有所提及。在未来的落实上，过去主要是一级法，是一些理念、原则方面的法律。下一步应该是制定一些更加细致、更有操作性、更连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法律(二三级法律)。他表示，如何科学立法、有效立法，对立法部门、立法方式、立法程序都有很高的要求。
编纂民法典
另一方面，《决定》提出的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，编纂民法典，引发法律界人士关注。
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，民法典的地位仅次于宪法。其原因在于，宪法是规定国家基本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，而民法是在宪法指导下，规定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及所有权制度，规定公民、法人基本民事权利、民事权利行使规则，以及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保护制度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中国曾于1954年、1962年、1979年三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，但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，始终未能完成。2002年12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，但鉴于民法典内容复杂、体系庞大、学术观点有分歧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先制定物权法、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，在条件成熟后再以此为基础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。
有学者对本报记者称，民法典的缺乏导致实践中出现的“同案不同判、同法不同解”的现象，许多都是法官选择法条和裁判依据不同而导致的。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“资讯集中”，如果有了一部民法典，则可以保障法官裁判依据的统一性。
